-论邯郸字形及地名的演变「论邯郸字形及地名的演变」

论邯郸字形及地名的演变「论邯郸字形及地名的演变」

摘要:邯郸字形的演变轨迹为:甘丹—邯䢷一邯单一邯郸。邯郸地名源于邯(甘)山,为了避赵孝成王名讳,甘丹(邯䢷)遂改为邯单(郸)复姓沿用下来不少,但自隋代以来,邯郸复姓未见使用。

关键词:古玺印 邯郸 字形 地名 姓氏 名讳

邯郸,为地名。关于邯郸古城隶属的变迁,《邯郸古代城市史》等已作较为详尽的搜集和梳理。综述如下:邯郸在西周初可能属于邶;周公封康叔于卫后,可能才属卫国。春秋时(公元前651年)归属于晋,并逐渐进入了赵氏的势力范围。春秋末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普,邯郸正式归属于赵国;赵敬候元年(公元前386年),赵国将国都自中牟(今河南鹤壁西)迁徙到邯郸;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历经八代王侯,延续了158年。秦灭赵,置邯郸郡,邯郸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居渐削弱。西汉置赵国,邯郸经济得到恢复,为全国五大都城之一。东汉末叶开始走向衰败。

邯郸,亦为复姓。据《通志》等文献记载,古代复姓的起源,基本上是以国为氏、以官为氏、以邑为氏、以地为氏、以水为氏等等。随着西周分封制的推行,在国都畿外形成了大批的畿外诸侯,在畿内也形成了大批的畿内诸侯采邑。畿外诸侯多以国为姓,而畿内诸侯则以采邑为姓。特别是随着春秋以后诸侯之间兼并战争的频繁交替,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军功贵族,并得到了国君的采邑封赏,他们便以其邑名为姓氏。根据汉代古玺印相关资料统计,古时复姓总数应不少于220个。《通志·氏族路·以邑为氏还记载了“邯郸”复姓的起源:“邯郸氏:赢姓,晋赵盾从父昆弟子日赵穿,食邑邯郸,因以为氏。”

本文将分别对“邯郸”的字形、地名的演变及姓氏使用情况做深入探讨。

“邯郸”字形演变的轨迹

目前所见文献资料中,“邯郸”二字的写法有多种,主要有“甘丹”“邯䢷”“邯䢷”合文、“邯单”“邯郸”等。这些写法之间有什么关联,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演变过程?我们从文献资料的时间顺序来看:

(一)存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有14条有关“甘”的地名记载,其中有“王往出于甘”“癸丑,丁自甘来”“庾戌卜,内:酒十牢于甘”(图1)等12条确定为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郑杰祥研究员著《商代地理概论》认为,卜辞上的“甘”地是商王来往和驻足之地,应当就在古邯郸城一带,甲骨文上的“甘”就是今天的邯郸,是邯郸地名的先源。这一点与古书《竹书纪年》中提到商末殷纣王时在邯郸建“离宫别馆”的记载基本吻合:

“由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离宫别馆”是纣王的行宫之地,也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这也是文献资料中关于“邯郸”地名出现时间最早的记载。

甲骨文中还有9条有关“丹”的地名记载,如“王步自丹”“己卯卜,王在丹”等(图2)。有学者认为,“甘”和“丹”最初为两个相邻的地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晋国和赵氏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甘”与“丹逐渐靠近,最终合成一个城市。

“甘”或者“甘”、“丹”,都说明邯郸作为城市的雏形,在商代后期已悄然兴起,距今已逾3200年。

(二)春秋战国的货币、兵器和古玺印上见作“甘丹”。最晚在春秋后期已有“甘丹”之称。《河北货币图志》收录有春秋时期面文为“甘丹”的耸肩尖足空首布币,有战国时期赵国的面文为“甘丹”的尖足平首布币、圆首刀币(图3)。战国兵器上也有“甘丹”铭文,如1957年在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中,出土有铭文“甘丹上”的青铜戈(图4).还出土多种刻“甘丹”字样的陶器等。

2018年元旦,在河南漯河发现“甘丹子”印(图5)。该印为战国私印,青铜质,方形鼻钮,边长9.1mmX8.6mm,高8.8mm(钮有残),朱文铸制。“甘丹音

,即“邯郸”,文字为晋系。“甘丹”写法出现在古玺印上,此为首见,是“甘丹”在古玺印上使用的重要发现。这枚私印以“邯郸”为复姓,应与邯郸封地有关,从这一点看,其年代不会早于春秋赵穿时期(约公元前600年)。

古玺印之重主要有以下几点:

1、考管制。补正史之阙,多指官印。

2、考地方变迁。多指地方官印。

3、考文字变化。

4、考姓氏人文。

5、明篆法变化。

据考证,中国古玺印起源于商周。《周礼·地官·司市》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说明古代的玺印,是人们从事对外交往和经济贸易活动的重要信物。《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也记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意思是用封泥加印把信封好了追上去给了公治,这证明在春秋中期,印章已应用于社会活动中。但是西周至春秋这数百年的时间中,至今尚无可靠的玺印实物或充足的玺印资料发现,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从这一点看,“甘丹子”印则不早于战国初期(公元前403年)。另外,邯郸自公元前651年归属于晋;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后,赵、魏、韩三国所用文仍为原晋国文字.虽然后来随着发展,三国文字可能稍有变化,但是始终没有太大差异,尚属同一个体系。除秦系文字考证较复杂之外,晋、燕、齐、楚系文字的使用和玺印的制作,均与它们所属的国家共存亡,无一延续到战国之后,以同一系的文字便可考得同时代的同一系玺印。故“甘丹子”使用晋系文字正相吻合;从该印印式、钮式上看,也符战国玺印的风格。

“甘丹子”印的发现,弥补了“甘丹”写法在古玺印上使用的文献资料空白,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三)《侯马盟书》(以下简称盟书)和古玺印上见作“邯䢷”。盟书为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文字中用毛笔书写而篇章完整的重要的官方文书典籍。其书写时代,目前定在春秋晚期,内容定为晋国六卿之一赵鞅在晋国都城新田,为了结成联盟而主盟宣誓的辞文。盟书与历史献记载相印证,真实可信,是建国以来的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盟书中文字大量使用简体文字,表明力求简化的趋向,繁简并存;同时为写方便,常有二字合写的写法。盟书中记载“邯郸”有多处,其中写为“甘丹”的有1处,写法为“邯䢷”的有9处,写法用“邯䢷”合文的有16处(其中有的在“阝”下加两点)(图6)。可以看出,此时“甘丹”已开始向“邯䢷”过渡。

2008年12月,在山西忻州发现“邯䢷\”印。(图7)“邯䢷”合文即“邯郸”,这枚私印以“邯郸”为复姓,文字为晋系,白文铸制。该印最初著录于《盛世玺印录》。这枚“邯䢷”印,以及《战国玺印分域编》中收录的“邯䢷章”“邯䢷得臣”“邯䢷口”(图8)《鸭雄绿斋藏中国古玺印精选》中的“邯䢷(广柬)”(图9)、《新见古代玉印选》中的“邯䢷遛”(图10)等,均为晋系文字,与盟书记载的“邯䢷”合文写法相印证,是记载“邯䢷\”合文写法的又一物证。“邯䢷”印认定在“甘丹子”之后应无疑问。

(四)《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见作“邯单”。该竹简内文为墨书秦篆,书写于战国末期至秦始皇时期,主要内容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其中《编年记》简文的写作年代为秦始皇时期;竹简共53支,逐年记述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等大事。原简分上下两栏书写,上栏是昭王元年至五十三年,下栏是昭王五十四年至始皇三十年。从字体来看,从昭王元年到始皇十一年的大事,大约是一次写成的;始皇十二年以后的简文,字迹较粗,可能是后来续补的结果。在上栏竹简中,有“(秦昭王五十年)攻邯单”(图11),用的是“邯单”二字,而未用“邯䢷”,写法发生了变化。

(五)《战国纵横家书》、封泥及古玺印上见作“邯郸”。到了秦代,邯郸地名写法又发生变化。《战国纵横家书》书法在篆隶之间,避邦字讳,当是在秦统一后公元前195年前后的抄本。是记载战国时代纵横家苏秦等人的书信、说辞的古佚书,性质与《战国策》相同。内文几处写为“邯郸”:

“秦以强驽坐羊肠之道,则地去邯郸百廿里”“身率粱(梁)王与成阳君北面而朝奉阳君于邯郸,而勺(赵)氏不得”等(图12)。

并有两处写法为“邯戰”:“初时者,惠王伐赵,战胜三粱,拔邯戰,赵氏不割而邯戰复归。”此处“戰”应是“鄲”的笔误。

2014年底,笔者从浙江杭州收得“邯郸眛”印(图13),据了解,该印最初出自陕西西安。这枚私印以“邯郸”为复姓,文字为秦统一后的小篆,白文凿制,印面加边栏,并施界格,印身为三层台,是典型的秦印特征,也是“邯郸”私印在秦代出现的首见资料。

2006年在邯郸世贸广场出土有“邯郸之丞”秦代封泥(图14)。1995年在西安北郊发现数以千计的一大批秦代封泥,傅嘉仪先生《秦封泥汇考》中收录有“邯郸造工”等(图15),并在《自序》中评述:“综观此批秦封泥印文书体,既有金文遗韵,又有汉缪篆雏形,但仍以秦小篆为主、如‘邯郸造工’印文篆法苍雄方博,具有汉篆官印的风格。”说明秦时的文字影响了后世文字的传承与延续。

可见,秦代时邯郸的写法已为“邯郸”二字了。自此之后,“邯郸”写法未再改变,沿用至今。如笔者所藏汉代私印“邯郸霸印”(图16)及顾清先生所藏汉代私印邯郸都尉”(图17)、《续齐鲁古印攗》收录的汉代私印“邯郸沓”(图18)、日本宁乐美术馆所藏魏晋私印“邯郸拾印”(图19)等,所知存世汉代私印还有尤敏强先生所藏“邯郸千秋”等。

由上可以推定,”邯郸”二字是由“甘丹”二宇而来。战国中期以前,“邯郸”的通行写法先是“甘丹”,后来从邑加“阝”演变为“邯䢷”或“邯䢷”合文。到了战国后期,“邯䢷”才嬗变为“邯单“。到了秦代加“阝”定型为“邯郸”,沿用至今。故其演变轨迹大致为甘丹—邯—邯单—邯郸。

“邯郸”地名由来的考释

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邯郸”地名的,是春秋晚期的《春秋》一书。《春秋·谷梁传》记述: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卫国发生了内乱,卫献公因故杀了大夫宁喜,宁喜的同伙卫献公的弟弟

逃离卫国,来到邯郸,从此“织绚邯郸,终身不言卫”。

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也有“邯郸”地名的记载,如“永不明(盟)于邯䢷”等。

关于“邯郸”地名的起源,历代都沿用唐代的颜师古在为《汉书·地理志》中“赵国邯郸”一条所作注引:“张晏曰:‘邯郸山在东城下。单,尽也。城郭从邑,故加邑云。’”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解释说“邯本应作甘,系山名,在县东南五里”。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日“郸,邯郸也。依张晏古字本作单。后人加邑耳。从邑,单声。”意思是说,“邯郸”一名得于邯(甘)山,邯郸城位于邯(甘)山的尽头,故名邯郸。

但张晏的这样解释准确与否,后人一直奉为圭臬,从未提出异议,并被历代所沿用。

从“邯郸”文字的演变轨迹看,既然自春秋晚期“邯郸”二宇就已正式写作“甘丹”“邯䢷”,那么张晏所说的“单”是山脉尽头的意思,就不能解释“甘丹”“邯䢷”二字的初始含义了。再者,张晏是三国曹魏时期人,他所生活的时代距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几百年之久,他所见到的通行写法已演变为“邯郸”,因此,他关于邯郸地名的解释难免会有牵强附会和望文生义之嫌。

近年,有学者对邯郸地名的起源作了新的研究,推测“甘丹”的得名与境内的山、水有关。商时境内有漳水(漳河),水质甘甜,水甜故为“甘”;境内有紫山,岩石呈紫红色,山红故为”丹”。还有学者解释,“甘”为山名,即紫山,紫山岩石呈紫红色,故称“甘丹”。后从邑加“演变为“邯䢷”。这些解释比颜师古注引进了一步。

但是,“丹””䢷”又是如何变为“单”“郸”呢?经过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笔者更倾向于名讳说,即“丹”变为“单”可能与赵孝成王有关,是为避讳赵孝成王之名“赵丹”所致。

名讳是中国古代封建礼制特有的一种文化习俗。所谓名讳,就是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凡遇到君主或尊长者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要用改宇、改音或减少字的笔划等方法予以回避,也称避名讳。学术界一般认为避讳起源于西周,据史料记载,春秋时已有鲁国大夫有关取名六忌的见解;《礼记》中亦有“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的记载,这都说明当时已经有不少具体的避讳要求了。但周代为防止避讳扩大化,仍作了种种限制,如“诗书不讳,临文不讳,二名不偏讳,已祧不讳”等等。到战国时,避讳也没有形成过一整套制度,避讳的要求也不太严格,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也不用回避。到了秦时,君主之尊变得无以复加,凡逞有帝王或尊长之名,就要想方设法避开。尤其至唐、宋和清朝,避讳之风极为盛行。

赵孝成王是战国时期赵国第十任君主(公元前265一前245年在位),“嬴姓,赵氏,名丹。”是赵武灵王的孙子、赵惠文王的儿子。之前“邯郸”姓氏多如“甘丹子”“邯䢷𮄮\”中的写法,赵孝成王时期已有了避讳的要求,所以要避讳“丹”字,这样就很可能为了避讳“丹”而改用“单”。《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的书写年代为秦始皇时期,恰与赵孝成王基本同期,故竹简上“(秦昭王五十年)攻邯单”,用“单”字回避”丹”字。此后从邑加“阝”,即为“郸”字,沿用至今。从这一点看,“甘丹子”印应在赵孝成王之前,更精确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03-265年之间。“邯’印年代也应大致在此期间。

“邯郸”姓氏使用的历史

“邯郸”二字,除了作地名、作姓氏(或名字),别无它用。作为地名,3200年以来未曾改名,这是中国地名文化的一个特例。而作为姓氏,用于姓名,使用的时间相比较作地名而言,要短很多,约千年许。

按照《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赵穿)食邑邯郸,因以为氏”的记载,自赵穿所在的春秋中期就应有“邯郸”氏。从历史文献上看,记载最早的“邯郸”氏人名是春秋中期的邯郸胜。《国语·鲁语》记载:在公元前551年的栾氏之乱中,“与邯郸胜击齐之左”。邯郸胜即赵胜,赢姓,属晋国赵氏的旁支邯郸氏,是赵穿之孙、赵旃之子。赵胜继承了邯郸城的治理权,改称邯郸胜。

《左传》记载有邯郸午,为邯郸胜之子。“公元前497年,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与《侯马盟书》记载的历史事件相吻合。

《侯马盟书》记载有邯郸固。“邯邢固敢不半其腹心以事其宗,不敢不尽从嘉之明(盟)。”

从同时期的“甘丹子”“邯䢷

”印章看,“邯郸”二字的写法与《侯马盟书》中地名、人名的写法相同。现有文献资料无法查阅到《国语》《左传》中“邯郸胜”“邯郸午”的原文写法,若按照盟书及“邯那洵”印中写法推测,“邯郸午”应为“甘丹午”或“甘䢷午”,其父“邯郸胜”应为“甘丹胜”或“邯䢷胜”。

战国晚期有邯郸姬,秦始皇的生母。吕不韦以在赵作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奇货可居,极力游说昭王的太子安国君收子楚为嗣。《全后汉文》载:“(安国君)于是立楚为适嗣,华阳夫人以为己子,使不韦傅之。不韦取邯郸姬,已有身。楚见,说之。遂献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日正,楚立之为夫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印证:“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

秦代有邯郸眜《缘闲堂古玺印辑存》收录有秦代“邯郸眜”印。

之后东汉时期有邯郸义。据《后汉书·袁安传》:“盱后至光禄勋。时大将军梁冀擅朝,内外莫不阿附,惟盱与廷尉邯郸义正身自守。”是说东汉时期的大将军梁冀专断朝政,朝中大臣多屈附,只有光禄勋袁盱和廷尉邯郸义刚直不阿、正身自守。

汉代还有邯郸霸、邯郸都尉等人名。《缘闲堂古玺印辑存》收录有汉代私印“邯郸霸印”,《盛世玺印录》收录有汉代私印“邯郸都尉”。

再有《三国志·王粲传》记载的邯郸淳(字子礼):“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

,弘农杨修,河内苟纬等,亦有文采。”

三国魏晋还有邯郸绰、邯郸拾。邯郸绰编撰《五经析疑》三十卷,日本宁乐美术馆藏有魏晋私印“邯郸拾印”。

南北朝时有邯郸超。《南史》载:“(齐)武帝好射雉,子良启谏。先是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上书谏射雉,武帝为止,久之,超竟被诛。”

以上是以“邯郸”为姓氏的文献资料。此外,“邯郸”还作过人名。笔者藏品中还有一枚以“邯郸”作人名的印章:汉代穿带印“

邯郸印/翁叔印”(图20)。这枚印中的“邯郸”不是作复姓,而是作人名,为目前文献资料中所仅见。

2017年9月,陕西出现一枚秦半通印,印文仅“邯郸”二宇(图21)。施谢捷教授认为:此印为私印,作姓氏、作人名均有可能。不带名字的姓氏印通常加“氏”字为两个字;此印未加“氏”,或许因为是复姓的缘故。不带姓氏只有名字的印章也常见,但是以复姓作名字的并不多见。故此印不论作姓氏还是作名字,都很有研究价值。

笔者所藏带有“邯郸”二字的五枚印章,虽然他们名不见经传,但其所有者也绝非一般的平民百姓,起码是具有一定身份的士人阶层。它们既填补了“甘丹”在古玺印上使用的首例文献资料,又填补了“邯郸”姓氏在秦代使用的历史文献空白,还增加了战国和汉代的”邯郸”的姓氏印章实物资料,尤其是首见“邯郸”二字作人名的资料,均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从上述文献资料来看,从春秋、战国、秦汉到三国、南北朝时期,都有以“邯郸”为氏的人士,但自隋以来1500年,再无文献资料记载有“邯郸”复姓的人名。经官方初步统计,目前大陆和台湾亦均无人用“邯郸”作姓氏。古已有之的复姓沿用下来的有不少,如“公孙”“欧阳”“上官”“呼延”“诸葛”“令狐”“尉迟”“宇文”等等,邯郸又是唯一3200年未曾改过名字的城市,为何复姓“邯郸”却没有沿用下来?“邯郸”复姓的神秘消失,成为赵文化的新的待解之谜,留给我们去寻找发现新的资料,去认真梳理深入研究。

END

文章来源:《文艺生活·上旬刊》2018年第7期

作者:杜杰

选稿:何铂羽

编辑:郝志坚

校对:张纯瑜

审定:刘优华

责编:邹怡思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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